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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六首
时间:2017-11-23 13:32:48  作者:  来源:吕梁新闻网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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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用三十年与“北大”和解(组图)

陆步轩,1965年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,1985年考入北大中文系。2003年,因在西安街头卖肉的事被媒体曝出,被称为“北大屠夫”。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

2003年7月25日,陆步轩展示他的北大毕业证书。图/视觉中国

陆步轩在北大读书时。受访者供图

陆步轩看起来一点也不“北大”。年过五十,他有点驼背,皮肤黝黑,任由发根一截截发白。他每天要抽掉一包半二十块钱的烟,一边抽一边咳嗽,一笑露出被烟和茶染出褐色的门牙。

“我这个人就是穷命。”陆步轩说。尽管有“北大”和“商人”两个头衔加持,他仍然习惯把农村出身挂在嘴边。

未名湖边,“北大”曾是他改变命运的全部指望;猪肉摊上,“北大”又变成他羞于启齿的心头重压。

“好几年我都觉得读书没有用。”陆步轩一度收起书报,拎着酒瓶走进赌场;直到2003年“北大才子西安卖肉”的新闻引起轰动,他进入体制,工作12年后辞去公职,如今远赴广东重操猪肉生意。

“北大毕业还不是照样卖猪肉?”这句话曾经是他心头的一根刺,现在他开始反驳,“北大毕业卖猪肉都能卖成连锁店。”

他用了快三十年与“北大”和解。陆步轩说现在他想明白了,读书不一定改变命运,但是读书能改变思维。

跳出农门

1985年,我以531分,陕西省第十四、长安县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。

我家在陕西省长安县(现西安市长安区)东部农村,家里几代务农。我母亲在我刚上学的时候就意外去世了,我父亲字都认不得几个。

我九岁才上小学,脑瓜发育比较成熟了,学什么都不觉得吃力,基础打得牢靠,从小学习就很好。

那时候从来没想过人生理想这些问题,上学只有一个目的“跳出农门”。

农村太穷了,我小时候一天只有两顿饭,早上一顿玉米粥,中午玉米粥下面条,晚上没吃的生扛过去。我初中离家远,住在学校,每个星期回家拿一次馒头,每次都要焙干、晒干,到学校泡着稀饭或者开水充饥。霉变馒头吃多了,到现在我都不爱吃馒头。

我姐参加过一次高考,没考上,差得远。全家都盼着我能考上,那会儿都是统招统分,大学毕业就是吃国家饭的公家人。

第一年高考成绩出来,我考上了西安师专。我把录取通知书撕了。我有个亲戚在国防科技大学读书,他父亲总跟我父亲炫耀,我心里不服,坚决要考更好的学校。

其实我压力很大,成败在此一搏的感觉。我全靠自学,一年的时间生物钟都是乱的,没有白天黑夜的概念,困得不行了就眯一会儿,睁开眼就学习。夏天蚊子成灾,农村没有蚊香,靠点蒿草驱赶,又呛又热,就那样还在看书。

1985年8月28日,我第一次远行。亲戚朋友送我到村口,挥手告别。我往前走了好久,猛一回头,父亲搀着奶奶,还在身后。至今想起那情景,还历历在目。

天之骄子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。”北大报到第二天,我赶紧到天安门广场拍了张照片,连同平安家书一起捎回家。北京可真大,高楼大厦我见都没见过。

我们班21个人,全是各地状元。来自城市的同学无论是视野、知识面都比我们农村孩子广阔得多,我的那点骄傲很快变成自卑。

我记得很清楚,刚开学不久宿舍同学夜聊,聊的是哲学。我根本没接触过,赶紧跑到图书馆借了一本《通俗哲学》。

因为成长环境的原因,我的性格内向倔强。我加入不了同学的话题,就拼命补课,听别人说什么,赶紧去学。

上了四年学,我是很老实的人,三点一线,宿舍、饭堂、教室。北大的教学环境很宽松,不会每节课查考勤,同学们一般派我做代表去上课,我写字又快又清楚,我的课堂笔记是考试神器。

北大基本每天晚上都有讲座,都是各个行业取得一定成绩的人来主讲。我特别喜欢听讲座,对开阔眼界和个人成长的意义比专业课还要大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活跃,人心纯朴、充满希望。我在大学读了很多书,什么类型的书都看,看完和同学们讨论,激情满怀、意气风发。

我们宿舍六个人,来自不同的班级。宿舍经常聚好多人,下棋、喝酒。那时候我们是天之骄子,我们觉得文科生能改造社会。

四年很快就过去了,我没能留在北京,一切仿佛做了一场梦,醒来还在原点。

“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。”我一直羞于提及这段历史。四年前,我从农村娃变成北大学子,毕业分配时的一次错位,又把我打回原形。北大终于没能成为我改变命运的那根稻草。

“把牛养成了羊,把羊养成了鸡”

我的派遣证开到西安市人事局,参加二次分配。几十个日夜里,我骑着自行车挨个单位去敲门,最后被分到快要破产的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。我上午报到,下午就走了,一天都没干。

之后三年,我在计经委帮忙。我住在单位家属院的门房,每天第一个到办公室,拖地、抹桌子、烧开水、给领导沏茶,单位大小麻烦事我都跑在最前。但是因为迟迟无法转入正式的人事关系,我的工资低、待遇差,心情越来越苦闷。

1992年,我“被迫”下海,在单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,我想出去闯一闯世界。

我最初投入全部家当搞装修,又跟人借了十万块钱挖金矿,都不成气候。我经常跟人说,“我把牛养成了羊,把羊养成了鸡,越来越瘦。”

那是我人生的最低谷,生活窘迫,看不见前途,还欠了一屁股债。我做了五六年职业赌徒,苦心钻研牌技,赢的钱勉强维持吃喝。

我再也不跟人提北大,也不准朋友提。读书改变命运,这句话在我身上就像一个笑话。我跟大学同学断了联系,落魄潦倒,羞于对他们启齿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末,女儿出生,为了养家糊口,我开了个小商店,零售利润微薄。入了行我才知道,要想发财得卖假货,这事儿我做不来。有一次我不知情进了假电池,发现以后把几盒货全压在手里,一节也没有卖。

我这人老实,不敢骗人,北大的教育也给我划了道德底线。毕业十年,我对北大的态度很矛盾,我因为北大的教育而清高,不屑于溜须拍马、蝇营狗苟,但是生活本身是庸俗的,这种清高与社会脱节。

2000年,我再次走投无路,只好关了商店,干起投入更小、回本更快的猪肉铺。这对我是个非常艰难的决定,杀生害命在我的印象里是街头无赖才做的营生。可是一家老小要吃饭,生活实在过不下去,作为谋生手段,不干也得干了。

我们租了一间商铺,外边摆摊,拉个帘子里边睡觉。整片的猪进回来挂在那,我看着心里就发憷。

杀猪卖肉的事我没告诉父亲。没有不透风的墙,同村人到县里来在摊位上看到我。父亲急忙赶来,父子对视,谁也说不出话,只有连声叹息。

我成了村里的反面典型,村民教育孩子好好学习,孩子张口就是“学习好有什么用,北大毕业都卖猪肉”。我很少回老家,回去也只躲在家里,不愿见人。

我自己也深刻觉得读书无用,所以也不重视孩子的教育。我家肉摊旁边是个小卖店,卖烟酒书报,我经常去买烟买酒,从来不买书买报,老板一直以为我是文盲。

自己看摊卖肉的时候非常累,经常从早上四点到下午三点吃不上一口饭,我一上午能喝十瓶啤酒,既解渴又饱腹。即使在那么累的日子里,我依然会想起在北大的时光。

“扎扎实实去做一件事”

我卖猪肉纯属歪打正着。我做生意实在,肉质好分量足,回头客越来越多。一开始一天只能卖半头猪,一年以后一天能卖12到15头猪。2001年,我挣了4万块钱,跟工薪阶层比是了不起的收入。

2003年,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的事情被媒体曝出。“北大才子西安街头卖肉”一石激起千层浪,全国媒体开始讨论人才环境、用人机制等问题。我宁静的生活被打破,隐瞒日久的“北大”身份引起街坊邻里的关注。

我突然很恐慌,不知道是好是坏,随旁人热烈讨论,我刻意不看关于自己的报道,也开始回避媒体。店门照开,猪肉照卖。

舆论给地方政府造成了无形的压力,不断有人邀我回体制内工作。当时我的肉店营利早已超过公务员工资,但是我依然选择到地方志办公室工作。

进入体制是为了完成我的夙愿,我是国家统招统分的大学生,原本就应该在体制内工作,是因为分配问题导致了我在社会上流浪。这不是钱的问题,是身份认同的问题。

我在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了12年,作为主要力量参与编纂了两部年鉴、一部地方志。2016年7月,我们的地方志评审通过,8月我就提出了辞职。

我这个人不甘于平庸,五十岁了,接着工作下去一眼就能看到自己十年后的情况,退休、保健、等死。我不想等死。

北大带给我们最深刻的影响是自由和创新,我迫切地想要挣脱束缚,再干点事情。在猪肉档里浸淫多年,我再次瞄准这个行业,想要打造连锁品牌。前后两次卖猪肉我的心态完全不同,第一次是生活所迫,第二次是事业追求。

2013年,我回母校演讲,我说自己是北大的“丑角”,那是真心话。北大作为中国顶尖名校,培养的是政治家、科学家、教育家,而我是个猪佬。

我回到北大同学的圈子里,也开始重新审视“北大”对我们的意义。这两年跟经商的同学交流,尤其是看到农产品领域大有作为,我的想法也变了。

如果不读北大,我可能猪肉也卖得不错,开两三家店面,衣食无忧度过一生。但是现在我的眼光不会仅仅局限于此,我要打造行业领先的品牌,做资本运作。既然进了这一行,就专注地把这行干好,这也是北大精神。既然不能改造世界,就扎扎实实去做一件事。

过去我拒绝“北大”的标签,北大是把双刃剑,你做得好,人说你是北大的,应该的;你稍有差池,人就嘲笑你,北大的就这水平。

现在经济条件好了,年龄也大了,就不在意别人怎么说了。我只希望在他们眼中,我是个真实的人。

【高考关键词】

高考标准化

标准化考试是一种按系统的科学程序组织、具有统一的标准、并对误差作了严格控制的考试。考试需要做到试题编制的标准化、考试实施的标准化、阅卷评分的标准化以及分数转换与解释的标准化。

1985年被认为是我国高考改革真正全面展开的开端,推进标准化考试就是其中一项主要政策措施。1985年,国家在广东省开始试行英语、数学两个科目标准化考试。1986年广东、山东、辽宁、广西联合试验高考标准化考试,1987年有7省份参与试验,1988年扩展到16省份参加试验。

1988年,国家教育部门颁发了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标准化实施规划》,规定从1991年起所有高考科目实行标准化考试。

【同题问答】

1

新京报:你最深刻的高考记忆? 陆步轩:当年高考第一天考语文和政治,考完我觉得考得非常差,很灰心,考完遇上一个同学,我就跟他一起去喝酒了,没想到喝完那天晚上睡得特别好,第二天考数学就考得很好。

2

新京报:当年的高考有没有什么遗憾,对自己当时的表现怎么看? 陆步轩:没有遗憾,表现还是很好的。

3

新京报:还记得当年的高考分数吗? 陆步轩:531分。

4

新京报:什么事,你高考后才明白? 陆步轩:当时考完语文觉得考得特别差,都没有写完,结果成绩出来是全省第二名。很多事就是这样,你以为不行了,其实不一定。

新京报记者 杨静茹 广州报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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